【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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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制是按照军衔区别军人等级的制度，为近现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军队所采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军官职业化制度改革。目前正在推进的军队改革，目标之一是建立军衔主导的军官等级制度，基于军衔构建军官管理制度体系，确立军衔在军官管理中的主导地位。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就尝试部分施行军衔制。1955年第一次正式实行军衔制，1965年取消；1988年起，实行新的军衔制，1994年和2010年进行了修改。在两次实行军衔制的过程中，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战争年代酝酿实行军衔制并在极小范围授衔

我军在建军初期的艰苦岁月里没有评定等级，全军上下同衣同食，同饷同衔，每天都是为了生存而战斗，根本谈不上实行军衔制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加强部队正规化发展，我军曾两度酝酿实行军衔制度。出于实际工作需要，也曾有过短暂和极小范围内授予军衔称号的情况。

1937年，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八路军总部认为实行军衔制“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1939年5月发出《八路军总司令部关于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公布了八路军编制表，规定了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但未整体实行。

抗战时期，我党为便于在蒋管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一些重要地方设置了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交通站”等机构。在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大都被授予了八路军的军衔称号，处长一般佩戴上校军衔符号，如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处长伍修权；也有少数佩戴少将军衔符号的，如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

1945 年9月，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为协调我方与苏军的行动，考虑到苏军有军衔，我党也给派往东北的6位同志授了军衔，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人员组成的“军调处”。为便于同国民党军和美军协调工作，我军派驻各地的近40个“军调小组”代表，也都被授予军衔。如驻沈阳代表饶漱石等为中将，驻四平代表耿飙等为少将，驻淮阳代表韩念龙等为上校。

1946年1月，为和平建国和整编军队，中共中央在《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军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但这次评衔工作刚刚开展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我军实行军衔制被迫取销。

1948年，党内也酝酿过关于军队内部的干部等级和军衔制问题，但是没有实施。

建国初期参照苏联模式制定我军军衔制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提上了日程。1950年9月，朱德总司令说：“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12月3日，解放军总干部部向中央提交报告，准备把1951年的首要任务定为给军队评定军衔。

然而，由于抗美援朝，评定军衔工作暂时搁置。彭德怀在抗美援朝一线深深感到我军实行正规化的必要性，他说：“与美军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不便于平起平坐。”1952年冬，中央军委指示军队有关部门进行军队军衔制具体实行方案的策划工作。

军衔制的核心内容是军衔等级设置。当时世界多数国家军官分将、校、尉3个等级。部分国家在将官之上还设有元帅。多数国家的元帅衔一般只在战时授予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平时很少授予。苏联军队军衔设置比较复杂，规格也很高，仅元帅就设3级：大元帅、元帅和海军元帅、军兵种元(主)帅。士兵军衔，各国通常分为军士(士官)和兵两个等级。

1952年11月26日，解放军总干部部制定了我军实行军衔制的方案，报毛泽东及中央军委。这个方案基本上是苏联军衔制的翻版，不同的是多了一个“准将”。但是遭到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反对，因为按照这个方案，同为副师长，我军军衔将高于苏军，不利于两军交往。莫斯科也发来电报支持卡苏林的意见。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2月17日，军委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主任，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该方案共设6等21级，将原拟定的上将、准上将分别改称“大将”“上将”，将官依次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增设大校一级，依次为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其余也略有变动。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1953年12月至1954年初，中央军委召开长达55天的军委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实施军衔制。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

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我军采用世界通用的军衔体制，设6等19级：大元帅、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同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授衔的主要依据是从资历、战功、德才和威望等方面综合考虑。

对于授衔方案，绝大部分干部抱有正确认识，但也有人想不通。有少数干部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要军衔；更有甚者，不满意、闹情绪、哭鼻子。有一位老红军得知自己被初定为少将军衔时，大发脾气，竟公开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为此，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他以粟裕为例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难得粟裕！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辞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都能正确看待自己的军衔。朱德表示，功劳属于全党同志和群众。彭德怀表示，本人不需要什么牌牌。罗荣桓得知中央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恳请不要授给自己这样高的军衔。徐向前也请求降衔。许光达几次写信恳请降低授衔及工资待遇，被毛泽东誉为“共产党人的一面镜子”。徐立清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并主持评衔、授衔工作，按规定可以授为上将，但他主动要求授予自己中将。孙毅论功劳、论资历都可以评为上将，但他主动要求降衔。

经过各级组织精心细致的工作，授衔的初步方案出台。毛泽东被提名为大元帅；元帅13人，除后来正式授衔的10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大将14人，除我们熟知的10人外，还有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

毛泽东执意不要“大元帅”军衔

我军1955年军衔制度是按照苏联模式制定的。参照苏联授予斯大林大元帅，中央军委高层也希望授予毛泽东大元帅。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为此开会讨论，与会人员包括许多民主人士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一定要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并授3个一级勋章（解放勋章、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会后，彭德怀、罗荣桓等向中央政治局做了汇报，再一次提出大家一致要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元帅军衔，并说明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听了摆摆手说：“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说完这些话，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态度坚决地表示自己不要评军衔了。当时在场的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也纷纷表示自己不要评了。

会议最终决定，对原定方案作出修改：不设大元帅衔，设元帅衔10名、大将衔10名。在上将衔名单中，除少数情况特殊者外，其他转到地方上工作的领导干部都不授军衔。

陈毅此时已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是否还授予元帅军衔？周恩来经过反复思量，考虑陈毅同志的历史功绩和在第三野战军的影响，为有利他当时与以后的工作，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5年9月27日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元帅授衔仪式，毛泽东主席向朱德等10名元帅授衔。同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发布将军授衔命令，并亲自向在京将军授衔，共授予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2名。随后，全军其他级别的授衔工作也自上而下开展，全军共授予校级军官3.2万名、尉级军官49.8万名、准尉11.3万名。

1955年10月1日，全军将士开始佩带军衔肩章、符号。

军衔制实施十年不够规范，遭到诟病

1955年，在授衔过程中，根据苏联的经验，解放军总干部部下发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要求“授予军官军衔时，一般不得高于编制军衔，但可低于编制军衔一级至两级”，“一般以不低至其编制军衔三级为原则”。这样，在授衔之初，就导致干部实际授予军衔与岗位编制军衔相对被压低。

1956年11月，国防部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提拔干部的通知》，干部军衔的晋升工作基本停止。1957年至1959年，少将以上军官除了零星补授几名以外，没有一名晋升者。军衔制实行4年，多数军官的军衔没有正常晋升，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的现象十分明显。

为解决这一矛盾，总政治部1959年11月发出《关于调整干部军衔及级别的指示》，规定符合条件者可晋升军衔。此后，全军开始大范围晋升、补授军衔工作。1960年晋升校、尉军官军衔的工作展开。1961年至1964年开展晋升少将工作，320名军官晋升为少将。至此，五五式军衔实施期间的少将授衔、补授、晋升工作全部完毕，共授予、补授、晋升少将1360名。

但是，少将以上将帅的晋升工作一直没有启动，特别是少将以上高级将领的军衔，无一晋升。这就是说，1955年授衔的少将至大将1000余人，10年间竟没有一人晋升军衔，导致一些军官颇有怨言。

1959年5月31日，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元帅谈到：“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因为这是战争的结果，是跟人家学来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许多将领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余立金中将等6位空军将领联名上书：“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建议取消编制军衔。”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中将说：“削足适履的编制军衔应改变。”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中将说：“请考虑可否取消编制军衔的规定。”另外，军衔的种类和称谓比较繁杂，过于机械，不好记忆。

1960年前后，林彪大搞“突出政治”，军衔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和法规，与大的政治背景相冲突而遭到非议。加之军衔制是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时期从苏联学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军衔制又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军事制度的帽子。在当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左”的思想影响下，军队开始酝酿取消军衔制。

1965年6月1日全军取消军衔制，进入“三片红”时代

1964年8月，贺龙、罗瑞卿到北戴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表示同意。此后，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认为：“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为此，1964年11月24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意见的通知》，印发各单位征求意见。

1965年2月18日，国防部发出《关于停止授衔、晋衔工作的通知》。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当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5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

1965年6月1日，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的军衔制度正式废止。全军官兵开始穿着“六五式军服”，佩戴红五星帽徽、红领章，中国军人着装进入了“三片红”时代。仅凭军服口袋多少来区分干部、战士，有上下4个口袋的是军官，只有上面两个口袋的则是士兵。仅凭衣领样式区分男、女军服。男军服为中式立领，有风纪扣；女军服为小翻领。

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政治环境因素和“左”的思想的影响是外因；而军衔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内在因素。例如，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竟出现了大校军长、上校副军长、中校师长、少校团长、大尉副团长、上尉营长、少尉连长等军衔与职务严重不匹配现象，明显地削弱了军衔的权威性。可以想象，一个大尉副团长如何指挥少校营长，应该谁给谁先敬礼呢？

尽管如此，全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仍对我军正规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我军1988年恢复实行军衔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88年全军恢复军衔制，踏上正规化建设新征程

改革开放后，人民军队建设踏上了新的征程。1980年3月，邓小平提出要搞军衔制。1982年初，中央军委正式做出了恢复军衔制的决定。同年，修改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军队的“衔级制度”做了确认。1983年5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成立恢复军衔制度领导小组的通知》，开始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和军官军衔的评定授予工作。

在筹备过程中，是否沿用1955年的军衔制度成为争论的焦点。经过讨论和研究，大家认识到1955年军衔制度本身存在着进出渠道不畅等问题，特别是没有退的制度安排。1985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果断提出割断1965年以前实行军衔制度时遗留的历史问题，实行新的军衔制度。

1988年7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于9月23日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标志着我军新军衔制的诞生。

新军衔制取消了大元帅、元帅、大将三个高级军衔，还取消了大尉、准尉两个尉级军衔，将现役军官的军衔设为3等11级。其中，将官分为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4级；校官分为大校、上校、中校、少校4级；尉官分为上尉、中尉、少尉3级。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官军衔仪式，1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其中有7位老红军、3位老八路，其余7位也都是解放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9月16日至20日，各大单位陆续举行了授衔仪式，有146人被授予中将军衔，1212人被授予少将军衔，18万人被授予校官军衔，40.5万人被授予尉官军衔。10月1日，我军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全体官兵身着崭新的“87”式军服，佩带鲜明的军衔符号，走上工作岗位。

在恢复军衔制后，一级上将一直空缺。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说：“邓主席一直讲他不要军衔。我是武衙门里的文官，也不要军衔。”鉴于一级上将空缺的实际，1994年5月12日，全国人大通过《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取消了一级上将的军衔称号，并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不授予军衔”。2010年又进行了修改，调整了士官军衔。

军衔制的恢复和革新，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如今，在我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精神，中央军委提出建立军衔主导的军官职业化制度。可以预言，我军现行的军衔制度必将紧跟世界军事革命潮流，随着军官职业化建设的积极推进而不断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