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欢迎加入2018军队文职考试群：419185217了解更多文职资讯。更多资讯请关注红师教育微信公众号(hongshankou81)。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绍兴。1925年8月8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戎马生涯，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国务院总理27年，为建设新中国鞠躬尽瘁，于1976年1月8日病逝。周恩来一生身居高位，没有留下物质财富，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身为总理，临终积蓄只有5700元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观洛阳龙门石窟。当地服务部出售《龙门二十品》拓本，这款字帖是龙门石窟自北魏到北宋数百年间留下的最具代表性的题记，是我国书法艺术中“魏碑”的代表作品，极为珍贵。

周恩来一直对魏碑书法作品情有独钟。可他一问售货员，得知《龙门二十品》每套售价是500元，十分遗憾而又恋恋不舍地把《龙门二十品》放回了原处。

陪同参观的洛阳市领导说：“总理，我们送一套给您吧！”周恩来严肃地拒绝了。

参观到古阳洞，货摊上又有《龙门二十品》碑帖出售，周恩来很想买下，但是随行卫士带的钱不够。卫士提出先将碑帖带走，回到北京后补寄书款，周恩来没有同意。

一国总理何以买不起自己心爱的一本书呢？

当时，周恩来月工资为404.80元，邓颖超月工资为342.70元，两人相加是747.50元，别无其他收入。而他们的开支很多，包括：伙食费、党费、房租费、水电费、报刊订阅费、生活用品费以及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特别支出与捐赠费。

周恩来平时要接济亲属。弟弟周恩寿共有6个子女，均在普通的工作岗位，工资收入都比较低，最多时，周恩来每月补助弟弟家生活费多达200元。他嫡堂侄周尔辉的孩子要去美国留学但是学费困难，邓颖超支援了5000元钱。

周恩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常常接济，西花厅的服务员霍英华要上速成中学，周恩来拿出150元，派人到旧货市场上买了一辆自行车，以便她节省每天上学的公交车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遇难飞行员锺步云的女儿结婚时，周恩来让工作人员送去300元，相当于邓颖超将近一个月的工资。

据周恩来贴身卫士高振普回忆，从1958年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的18年间，周恩来夫妻两人的工资收入161,442元，用于补助亲属36,645.51元，补助身边工作人员10,218.67元，用节余的钱先后三次交党费共1.4万元。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两人的全部积蓄只有5709.8元，遵照周恩来生前遗嘱，又全部交了党费。

未育子女，定下十条家规

周恩来身为国家总理，要求亲属绝不允许仰仗他的权力和地位搞特殊。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与其共同奋斗的战友。她从青年时代就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完全可以胜任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全国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恩来没有同意。

新中国成立伊始，家乡的亲属纷纷致信祝贺，有的还来京叙旧。不少人希望能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他的兄嫂写信给他也想谋个职位。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些亲旧关系，周恩来向他们耐心地解释：“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为了妥善处理亲属关系，他亲自定下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以身作则、严格治家。淮安老家唯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在解放初期两次来京，周恩来也没有派车去接。

周恩来、邓颖超没有子女，但对亲属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十分疼爱，视如己出，同时要求极严。他一贯主张干部子女应同工农子弟一样，不能搞任何特殊化。

周恩来的侄儿周荣庆，在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制度时，就从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总理说：“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周荣庆牢记伯伯的嘱托，在农村积极劳动，后来当了拖拉机手，还在农村成了家。

周恩来的另一个侄儿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留校当教师，其爱人在淮安县工作，组织上计划将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做两人的工作，动员他们体谅国家困难，回家乡淮安工作。直到周恩来逝世时，他们还在淮安中学当老师。

文革期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从内蒙古插队的地方参军入伍，总理怀疑孩子参军是不是走的后门。他亲自安排调查核实，得知孩子是自己报名，经过体检、政审等正常手续参军的。但是为了抵制当时很多高干子女为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参军的不正之风，还是要求已穿上军装来到北京的周秉建回到原来插队的内蒙古，并要求她在那里扎根，热爱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真正做些有益的事情。

弥留之际，交代的最后几件事

1972年5月12日，命运之神向周恩来亮起了红灯。但是，他仍然抱病坚持工作，夜以继日。直到1974年6月1日，不得不到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旅程。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仅在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就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对于诸如我党要继续对关押在台湾的张学良关照等很多具体工作进行了布置，对于自己的后事也做出了安排。

一是国宝交故宫。周恩来临终交代邓颖超，将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原来，周恩来的六伯父谱名周贻良，字嵩尧，晚清时任过淮安府总文案、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他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作出交由故宫博物院处理的安排。

二是小平忍一忍。1975年8月，周恩来的病势已很沉重。邓小平虽已出来工作，但不断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谣中伤。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过人，是继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来头脑比较清醒。他不顾病痛，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接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职务。周总理在信中虽没有写明邓小平同志任党内“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邓小平再度出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5年底，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谈话结束后，小平就感到形势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305医院向总理报告。此时，总理已经昏迷。当听到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轻轻握了一下小平的手。邓小平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周恩来瞪着眼睛对小平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三是遗体做解剖。1975年2月4日，医务人员再次对周恩来作膀胱镜检查，并对发现的癌细胞作电灼处理。手术刚结束，周恩来就忍着疼痛，要求北京地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冰，派人到云南锡矿，研究治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解除他们的病痛。

当周恩来生命进入弥留阶段后，只要他醒来就一再叮嘱医护人员：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人遭受着癌瘤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我死后你们可以解剖我的遗体，我相信总有一天，治疗癌症会有突破的！

四是骨灰撒大地。周恩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早在1956年，中央向全党发出“死后火化、不再安葬留坟”的倡议，周恩来与毛泽东一道带头签名。

周恩来认为，“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到水里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因此，他又和邓颖超相约：死后火化，撒掉骨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很快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周恩来遗体火化后撒掉骨灰，并最终得到中央的批准。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来骨灰三鞠躬，然后打开骨灰盒，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骨灰，眼含热泪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室内顿时传出一片哭声。随后，邓颖超等到天津海河，将骨灰伴着鲜花慢慢地撒落……

不朽传奇，联合国“破例”降半旗一周

周恩来逝世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一消息；联合国为哀悼周恩来降半旗，这是联合国《旗典》中规定的降半旗仪式第一次应用于哀悼一位现职去世的国家领导人；联合国降半旗持续了一周，突破了联合国《旗典》中关于降半旗最多两天的规定。

一些国家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厦前的广场上，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极短的演讲。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广场上哑口无言，一阵寂静，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邓颖超三写遗嘱，辞世后公之于众

自从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开始考虑自己后事的安排。1978年7月1日，她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她对工作人员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现在身体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还说“我死后，把我给党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这封信就是邓颖超遗嘱的初稿，主要讲了五点。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 遗体解剖后火化。

2. 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 不搞遗体告别。

4. 不开追悼会。

5. 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四年后，邓颖超又把这份遗嘱拿出来细看，然后认真地重抄了一遍，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又补充了两点。

1.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 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1982.6.17重写

1982年11月，邓颖超的身体不太好，又写下第二份遗嘱。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

由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炜同志协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一、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五、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

六、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给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议处。

邓颖超

1982.11.5

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十分简短、精练如金，对自己和周恩来的遗产、遗物和社会关系，向党、向人民做出了详尽的交代。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与世长辞了。中共中央也根据她的遗愿，将其骨灰也撒向天津海河，同时将她的遗嘱予以公布。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是彻底的“无产者”，他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无私奉献的精神让后人无比崇敬。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虽然连骨灰也没有留下，但是留下的是永久的丰碑。